在下去。
区别就是民风有时纯情些，有时过分点，但说到底，犯法与**的仍然是少数。
上层永远在乎的是局面，只要是少数，就都好说。
不过到后来，武帝在爵位中加入了一项万不该添进去了服务。
花钱可以当官了。
官员手中是有权力的，只要涉及到权力的，波及面就广，就从来没有小事。
当然，武帝开始是心中有谱的，他知道官员任命不是小事，不能谁有钱谁上，一帮草包是治理不好国家的，所以他最开始的限定，是做吏。
官和吏有啥分别吗？
有，还不小。
我国的官僚系统中，官和吏一直是两条系统，官是方针制定以及地方负责人员，相当于高级官员，类似于现在的处级及以上干部。
吏就是基层干活的，类似相当于处级以下的，是基层公务员。
不像今天的好时代，在古代，“吏”甭管多能干，到死都是达不到“官”这个级别的。
想到那个级别必须得有国家的“编”！
也因此，那个时代的国家编制比今天值钱的多，官员基本上是处级起步的。
这种影响其实现在依然或多或少的存在着。
比如今天的国家公务员考试，有两份考卷，一个是省级以上（含副省级）综合管理类，另一个是市（地）以下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。
考卷根据报考岗位不同而设定，往往梦想进入中央类直属部门的，都要考省级以上的那张卷。
两张卷子在申论上，也就是大作文中的能力要求就不同。
省级更宏观，地级偏微观。
武帝最开始的想法，是底下干活的这帮，看在你有钱的份上，可以不计较素质，但高级干部还是必须按本事来。
官爵的权利限定为吏的范围，算是对官僚系统进行了一些保护。
你是这么想的，但不见得就一直不忘初心。
到了后来，随着武帝钱越花越多，什么官啊吏啊的，也就都顾不上了，吏的限定被解除了，有钱就是爷！
越来越多的人花了大价钱后进入了仕途，走向了大场面，先是当上了郎官（储备干部），然后开始走向正式的官场。
其实无论是吏，还是官，权力一旦能花钱买了，羊毛出在羊身上就是个永远无法绕过去的问题。
随着越来越多的“汤师爷”进入官僚系统，官场的风气与效能开始迅速败坏。
这是武帝放出的第一个魔鬼。
这第一个魔鬼，是后面所有巧立名目的放大器！
他为后世做了一个超级烂的示范，他告诉后世的皇帝与官僚们，有这么一种杀鸡取卵的敛财办法，叫做卖官。
当时确实能收上来一大堆钱，但完全是寅吃卯粮，整个政权系统会被迅速腐烂掉。
虽然武帝根本没想到会这样，但这个世界却就是这样。一个错误的方向一旦开了头，就再也收不了手了，事态的演变会大大超乎你的想象，这样的魔鬼，武帝还放出了好多个。
很快，武帝放出了第二个魔鬼。
2横征暴敛
重税开始出现了。
早在马邑之战后，武帝就重拾起了已经取消了好几十年的商业税，刚开始恢复时的税收比较粗犷，仅仅是政府设立关卡对运输载货的车辆收税，叫做：算轺车。
和今天的高速费挺像。
不过后来武帝觉得光查大车还不行，来钱还是少，还要收财产税，要把面搞的大一些。
你们在我的土地上搞投机倒把我一定得抽头！
扩面后的武帝又干上了赌场老板。
刘老板开始将税收政策细化，重点打击对象瞄准了商人，开始了全国性的“扒皮运动”：每拥有价值两千钱的资产，就要缴税一百二十钱，叫一算，税率是百分之六。
手工业的小商小贩稍微好点，税率为百分之三。
听上去还算可以忍受，但这很快就成为了祸害天下的政策。
在物权法如此完备的今天，各种涉及到财产的官司与纠纷仍然层出不穷。
任何时候，财产评估与纠纷都是个极其高难度的活儿，唾沫和血肉双横飞的行业。
武帝的征收财产税，他大嘴一张只认钱，但操作上却具有着极大地模糊性。
你说我们家值两千钱，我还说就值两百钱呢！
我这就剩一屁股帘了，你他娘非说这是一杆大旗！
任何时候，法律一旦尚不完备或者直接说不清楚了，执法的人就都自动变身成了法典圣斗士，别废话！我说是啥就是啥！
武帝后来据此出台了相关细则，但规定仍然粗暴，对于不好计价的货物武帝规定的是按车算，平民有一辆轺车要缴纳一算的税，有五丈以上的船也要缴纳一算的税，商人的税收还要加倍。
结果本来百分之六的税可以忍受，但实际中的一系列操作下来，